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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原文及翻译(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阅读答案)

唐代.韩愈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

师者,

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

人非生而知之者,

孰能无惑,

惑而不从师,

其为惑也,

终不解矣。

生乎吾前,

其闻道也固先乎吾,

吾从而师之,

生乎吾后,

其闻道也亦先乎吾,

吾从而师之。

吾师道也,

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,

是故无贵无贱,

无长无少,

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。

嗟乎,

师道之不传也久矣,

欲人之无惑也难矣,

古之圣人,

其出人也远矣,

犹且从师而问焉,

今之众人,

其下圣人也亦远矣,

而耻学于师。

是故圣益圣,

愚益愚。

圣人之所以为圣,

愚人之所以为愚,

其皆出于此乎?爱其子,

择师而教之,

于其身也,

则耻师焉,

惑矣。

彼童子之师,

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,

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。

句读之不知,

惑之不解,

或师焉,

或不焉,

小学而大遗,

吾未见其明也。

巫医乐师百工之人,

不耻相师。

士大夫之族,

曰师曰弟子云者,

则群聚而笑之。

问之,

则曰:“彼与彼年相若也,

道相似也,

位卑则足羞,

官盛则近谀。

”呜呼,

师道之不复可知矣。

巫医乐师百工之人,

君子不齿,

今其智乃反不能及,

其可怪也欤,

圣人无常师。

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

郯子之徒,

其贤不及孔子。

孔子曰:“三人行,

则必有我师”。

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,

师不必贤于弟子。

闻道有先后,

术业有专攻,

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,

年十七,

好古文,

六艺经传皆通习之,

不拘于时,

学于余。

余嘉其能行古道,

作《师说》以贻之。

一.注释

[1]之:无意义。 学者:求学的人。

[2]所以:用来……的,……的凭借.

[3]道:指儒家孔子、孟轲的哲学、政治等原理、原则。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《原道》。

[4]受:通“授”。传授。

[5]业:泛指古代经、史、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,可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《进学解》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。

[6]人非生而知之者: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。之:指知识和道理。语本《论语·述而》:“子曰:‘我非生而知之者,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’” 《论语·季氏》:“孔子曰:‘生而知之者,上也;学而知之者,次也。’”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,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。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。

[7]其为惑也: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。

[8]乎:于,在。

[9]闻道:语本《论语·里仁》:“子曰:‘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’闻,听见,引伸为懂得。道:儒家之道。

[10]从而师之:跟从(他),拜他为老师。师之,即以之为师。

[11]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: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?庸,岂,哪。知,了解,知道。年:这里指生年。之,结构助词,无实在意义。

[12]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:知识、道理存在的(地方),就是老师存在的(地方)。意思是谁懂得道理,谁就是自己的老师。

[13]师道:从师学习的风尚

[14]出人:超出(一般)人。

[15]犹且:尚且。

[16]众人:普通人,一般人。

[17]下:犹“不如”。

[18]耻学于师:以向老师学习为耻。

[19]是故圣益圣,愚益愚:因此圣人更加圣明,愚人更加愚昧。益,更加,越发。

[20]于其身:对于他自己。身,自身,自己。

[21]惑矣:(真是)糊涂啊!

[22]彼童子之师:那些教小孩子的(启蒙)老师。

[23]句读(dòu逗):也叫句逗。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,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(逗),句号为圈,逗号为点。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,老师教 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。读,通“逗”。

[24]或师焉,或不(fǒu)焉:有的(指“句读之不知”这样的小事)请教老师,有的(指“惑之不解”这样的大事)却不问师。

“不”同“否”。此句翻译时应注意交错翻译,详见下文翻译。

[25]小学而大遗:小的方面(句读之不知)倒要学习,大的方面(惑之不解)却放弃了。遗,丢弃,放弃。

[26]巫医:古代用祝祷、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,连称为巫医。《逸周书·大聚》有关于“巫医”的记载,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。

[27]百工:各种工匠。

[28]相师:互相学习。

[29]族:类。

[30]相若:相象,差不多的意思。

[31]位卑则足羞,官盛则近谀: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,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。足,可,够得上。盛,高,大。谀,阿谀,奉承。

[32]复:恢复。

[33]君子:古代“君子”有两层意思,一是指地位高的人,一是指品德高的人。这里用前一种意思,相当于士大夫。

[34]不齿:不屑与之同列,羞与为伍,意思是看不起。齿,并列,排列。

[35]乃:竟。

[36]其可怪也欤:真是奇怪啊。其,语气副词,表示反问(诘问);也欤,也作“也与”,虚词连用,语气词,表示疑问或感叹,相当于“啊”。

[37]圣人无常师:《论语·子张》:“子贡曰‘……夫子焉不学,而亦何常师之有?’”夫子,老师,指孔子。子贡说他何处不学,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!

[38] 郯(tán)子:春秋时郯国(今山东郯城北)的国君,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(hào浩)氏(传说中古代帝王)时代的官职名称的由来。

[39]苌(cháng)弘:东周 敬王时候的大夫,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。师襄:春秋时鲁国的乐官,名襄,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。师,乐师。

[40]老聃(dān丹):即老子,春秋时楚国人,思想家, 道家学派创始人。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。

[41]三人行句:语本《论语·述而》:“子曰:‘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’”

[42]不必:不一定。

[43]术业有专攻:学问和技艺上(各)自有(各的)专门研究。攻:学习、研究。

[44]李氏子蟠:李蟠(pán盘),唐德宗贞元十九年(803年)进士。

[45]六艺经传(zhuàn)皆通习之: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。六艺:指六经,即《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部儒家经典。《乐》已失传,此为古说。经: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。传:注解经典的著作。通,普遍。

[46]不拘于时:指没有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,不以从师学习为耻。时,时俗,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。于,被。

[47]余嘉其能行古道: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。嘉:赞许,嘉奖。

[48]贻:赠送。

二.译文

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。老师,是用来传授道理,讲授学业,解答疑难问题的。

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知 识和道理的,谁能没有疑惑?有疑惑却不求老师指教,那成为疑难的问题,终究不能解决。

在我之前出生的人,他懂得知识和道理本来就比我早,我跟从他并以他为师;在我之后出生的人,(如果)他懂得知识和道理也比我早,我也跟从他学习并以他为师。

我学习的是知识,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?因此,无论地位显贵或是低下,无论年长年少,知识所存在的地方,就是老师所存在的地方。

唉!从师求学的传统已经失传很久了,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!古代的圣人,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了,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学问道理;现在的一般人,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,却以向老师学习为羞耻。

爱自己的孩子,选择老师来教他。(但是)对于他自己,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,糊涂啊!那些教他读书,学习句子的停顿的老师,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、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。

不知道断句要问老师,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,小的方面(句读)要学习,大的方面(解惑)却丢弃,我没见到他聪明在哪。巫医,乐师及各种工匠,不以互相学习为耻

士大夫这类人中,说起老师、弟子的时候,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。问那些嘲笑者(嘲笑他的原因),他们就说:”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,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,(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?)以地位低的人为师,足以感到羞愧,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。

“啊!从师学习的风尚不再恢复,由此就可以知道了。巫医,奏乐之人,各类工匠,是士大夫们所看不起的,现在他们的见识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。真是令人奇怪啊!

 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,孔子曾经以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为师。郯子这一类人,他们的道德才能(当然)不如孔子。

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,愚人就更加愚昧。圣人能成为圣人的原因,愚人能成

孔子说:”多人同行,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。”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,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有贤能,懂得道理有先有后,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研究,只是像这样罢了。

  李氏的儿子李蟠,年纪十七岁,爱好古文,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,不受世俗的限制,向我学习。我赞许他能履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,写了这篇《师说》来送给他。

三.赏析

  韩愈作《师说》的时候,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(802),这大致是可信的。

这年韩愈35岁,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,为四门学博士,这是一个“从七品”的学官。但他早已有名。

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,在那一两年内,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,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,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。

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。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,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;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,反对“俗下文字”即魏晋以来“饰其辞而遗其意”的骈文: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。

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,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。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、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。而这除军阀、大地主外,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。

韩愈的积极努力,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,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。就古文来说,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,从理论到实践,表现了优秀的成绩;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,努力提倡,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。《师说》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。

 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,从青年时代起,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。

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是他并不悔,还愈来愈有自信。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(796—798),先教李翱学古文;由于孟郊的介绍,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。后来逃难到徐州(799),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,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,学古文。

张建封死后,仕途不通,到洛阳闲居(800—801)。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,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,奖励有加。他在《重答李翊书》中说:“言辞之不酬,礼貌之不答,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,宜乎余之不为也。

苟来者,吾斯进之而已矣,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?”为了“广圣人之道”,他以热情的、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,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“礼逾”和“情过”的问题。

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,指示怎样做人,怎样作文。在韩愈看来,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,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。他进了国子监后,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。

 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,给他们奖励和指示,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,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,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。

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,因而韩愈“好为人师”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。

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,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,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。

他在《答胡生书》中说:“夫别是非,分贤与不肖,公卿贵位者之任也,愈不敢有意于是。如生之徒,于我厚者,知其贤,时或道之,于生未有益也。

不知者乃用是为谤!不敢自爱,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,如之何?”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,表示愤慨,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

《师说》的最后一段,声明写作的由来,说这是为了一个“好古文”“能行古道”,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。

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。他是有的放矢的。

  在这篇文章里,他首先(第1段)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,因为人不能“生而知之”,谁也不能没有“惑”──茫然不解的东西。

因此,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,而是一种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人。

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,没有社会地位(贵贱)或年龄(长少)的限制,只问他有没有“道”,有就可以为师,所谓“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”。

接着(第2段),他慨叹古来的“师道”久已失传。现在一般人,既不能“无惑”,又“耻学于师”,所以越来越愚蠢。

然后列举事例,论证这种“耻学于师”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。他说有一种人,即士大夫,对于儿子,则“择师而教之”;但对于自己,“则耻师焉”:这就是他们的不明。

又有一种现象,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,即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”不以彼此相师为耻;而“士大夫之族”

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,谁是弟子,则大家共同非笑,问其理由,无非是年龄、地位云云

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,这不是很奇怪吗?再看(第3段),“士大夫之族”所崇拜的“圣人”没有一定的师,孔子的师有郯子、苌弘等,这些人都“不及孔子”。

而且孔子还说过,三个人里面,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。因此,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,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,“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”。

这就是说,弟子可以为师,师也可以为弟子。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,最后结论很简单,不过是因为“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”的缘故。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,即能者为师。

  由此可见,《师说》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,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、进步的“师道”思想

师是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人;人人都可以为师,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;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,某一方面比我好,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。

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、权威性、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;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,平等化了,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。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“道统”思想矛盾的。

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、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。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,城市繁荣、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。

  因此,可以想象,这篇《师说》的流布,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,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“士大夫之族”的反对。

实际上,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,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。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说:“今之世不闻有师,有,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。

独韩愈奋不顾流俗,犯笑侮,收召后学,作《师说》,因抗颜而为师。世果群怪聚骂,指目牵引,而增与为言辞。愈以是得狂名。

居长安,炊不暇熟,又挈挈而东,如是者数矣。”贞元十九年(803),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,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,贬到阳山(今广东阳山),就是在作《师说》一年后。

他这次被贬,原因可能很复杂,但照柳宗元所说,这篇《师说》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,因为他由此“狂名”更大,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,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。

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,态度始终不变,只是到了元和以后,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。

到了宋代,有人为韩愈辩解,说他“非好为人师者也”(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》卷十二引“洪曰”),这是说,由于学者归附,韩愈是不得已而“作之师”的。

又有人以为韩愈“作《师说》,盖以师道自任”,但充其量不过“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,则世俗训导之师,口耳之学耳”(俞文豹《吹剑三录》),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。

可见这篇《师说》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。因此,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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