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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祖谦东莱左传博议翻译(吕祖谦东莱左传博弈读后感)

(秦始皇)

热播剧《大秦赋》的作者显然熟读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这三部史学巨著,故能将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重现在影视剧中,为后人留下厚重真实的历史影像。

但是,许多观众公然无视“秦以区区之地,致万乘之势,序八州而朝同列,百有余年矣;然后以六合为家,崤函为宫”的历史事实,罔顾“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,常为诸侯雄”的文治武功,将历代秦王妖魔化,视为暴戾恣睢、凶残无道、阴险狡诈、色厉内荏的反面形象,以反衬各诸侯国使臣智勇双全和大义凛然。

其实,剔除史书作者们字里行间对秦国的贬抑之词,平心公允审视,颇具代表性的五代秦王颇具胸怀四海、深谋远虑、忍辱负重、以德服人的仁君风采。

一、秦襄公:开国有德

秦国先祖非子为“秦始封之祖”,因于西周初年替周孝王将马养得“大蕃息”而“分土为附庸”,被赏赐“邑之秦,使复续嬴氏祀,号曰秦嬴”。于是这个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白手起家,总算拥有一块虽方圆不足50里却足以安身立命的附庸封地。

这颗被播撒于西北荒漠大野的胡杨树种,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征程。至周王朝江河日下的春秋初年,兴国的接力棒传到了秦非子的第五代孙秦襄公手中。

司马迁将秦国登上历史舞台定位于襄公之时,鲜明表现出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:“秦起襄公,章于文、穆、献、孝之后,稍以蚕食六国,百有余载,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。”秦襄公雄才大略,在“周避犬戎难,东徙雒邑”时,审时度势“以兵送周平王。

平王封襄公为诸侯,赐之岐以西之地”。受封诸侯,标志着秦已甩掉周王朝“大夫”之职的附庸国帽子,理直气壮与其他邦国分庭抗礼。秦襄公“于是始国,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”,成为秦开国之君。

史载,周王室司徒郑植公曾与太史伯讨论“姜、嬴其孰兴?”史伯对曰:“齐侯、秦仲、姜、嬴之隽也,且大,其将兴乎?”齐为姜太公所创之老字号大诸侯国,支撑着周王室半壁江山。

秦草创之初,岂可与齐相提并论?但太史伯慧眼独具,认定秦国具备了雄起的潜质:“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”。齐国强大有目共睹,秦却仅有立锥之地,连封地“岐、丰之地”尚在西戎手中。周平王开的是空头支票:“秦能功逐戎,即有其地。”所以秦国的当务之急是“伐戎而至岐”,然而秦襄公终其一生功败垂成,“伐戎而至岐,卒”。

可见,太史伯断言秦国必将兴盛的理由,就只剩一条:“有德”!因史料付诸阙如,仅见于《史记.秦本纪》,故秦襄公之德难以具体阐述,然秦以德立国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(秦穆公)

二、秦穆公:德出福反

秦襄公立国后,文、宪、武、德、宣、缪诸公,戮力东向,蚕食关中。孟子云:“春秋无义战”,周室式微,群雄割据,相互攻伐,无可厚非。但秦穆公在“修德行武,东平晋乱,以河为界,西霸戎翟,广地千里,天子致伯,诸侯毕贺,为后世开业”过程中,始终保持先祖仁德之心,在尔虞我诈的诸侯国君中显得鹤立鸡群。

——仁助三公。

秦穆公力助小舅子夷吾,并力助其归国成为晋惠公。小舅子主动提出将秦河西八城作谢礼割让姐夫,但继位后“朝济而夕设版焉”。适逢晋国大旱,哀鸿遍野,秦穆公不计前嫌,慷慨赈灾;两年后,秦国饥荒,颗粒无收,小舅子恩将仇报,趁火打劫,反被生擒。秦穆公既往不咎,反将女儿许配其在秦国做人质的儿子公子圉。公子圉不辞而别潜回晋国做了晋怀公。

秦穆公将流亡在楚国的重耳接到秦国,将女儿怀赢及四位宗女嫁其为妻,力助女婿回国推翻公子圉,成为“春秋五霸”之一的晋文公。

(左为重耳)

——德遇三将。

秦晋的政治蜜月随着晋文公去世戛然而止,兵戈相见。秦晋崤山一战,秦将孟明视、西乞术和白乞丙全军覆没,仅以身免。秦穆公“素服郊次,乡师而哭”,检讨自己一意孤行以致战败:“孤违蹇叔,以辱二三子,孤之罪也”(《左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、三十三年》)。

三年后,秦穆公又遣孟明视等发动彭衙战役,再次败北。

厉兵秣马年余,秦穆公亲率精兵伐晋,“渡河焚船,大败晋人,取王官及鄗,以报殽之役”,秦穆公为殽山战役牺牲的将士筑坟发丧,痛哭三日,“君子闻之,皆为垂涕,曰:‘嗟乎!秦缪公之与人周也。’”一个“周”字,字面浅释为周到细致,内涵深意却就是有仁有义。

——礼贤下士。

秦穆公求贤若渴,”西取由余于戎,东得百里奚于宛,迎蹇叔于宋,来丕豹、公孙支于晋。”他采纳由余之计,蚕食西戎十二国,开辟国土千余里,“遂霸西戎”,周王特别赏赐金鼓,希望他敲响战鼓一往无前。

“秦缪公广地益国,东服强晋,西霸戎夷”,内修国政,外图霸业,统一了大西北,开始了秦国的崛起。

——宽厚仁爱。

秦穆公心爱的几匹骏马走失,被岐山三百多饥寒交迫的百姓大饱口福。官府逮捕了这批胆大妄为的饥民,准备绳之以法。秦穆公“乃皆赐酒而赦之”,百姓们感恩戴德,“闻秦击晋,皆求从”。

当秦穆公危在旦夕时,“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,晋军解围,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……亦皆推锋争死,以报食马之德。”

刘向在《说苑》里如此评价:“此德出而福反也。”

但史书中的秦穆公形象并不高大,他利令智昏轻信“郑人有卖郑于秦曰:‘我主其城门,郑可袭也。’”不纳忠言,劳师远征偷袭郑国。《吕氏春秋.悔过》与《左传.僖公三十三年》及《国语.周语中》均有“王孙满观秦师”的记录,这支奔袭郑国的秦师途径周天子都城北门时轻佻逞勇无威仪,“左右免胄而下,超乘者三百乘”,王孙满以此断言:“秦师轻而无礼,必败。”秦师的轻慢无礼,折射的是秦穆公的踌躇满志和治军无方。《淮南子.人间训》更让郑国商人弦高“以十二牛劳之”,使秦三将误判郑国“守备必固,进而无功”而悻悻撤兵。这三名能征惯战之将,竟被一介商人哄得找不着北,智商基本为零,足见秦穆公的老迈昏庸和有眼无珠。

最直接的描写,在《左传.僖公三十年》中,秦穆公随晋文公气势汹汹围困郑国,郑国老臣烛之武临危受命,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瓦解了秦晋联盟,这就是著名的《烛之武退秦师》。文中的秦穆公褪尽了英明神武的光环,变成鼠目寸光、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君。

更有甚者,作者为斥责秦穆公背信弃义,还让晋国大臣子犯义愤填膺,请求晋文公下令攻击秦穆公,再通过晋文公之口指桑骂槐大谈“仁、知、武”大道理,将不仁、不知、不武的屎盆子扣到秦穆公头上。所以,南宋学者吕祖谦在《东莱左传博议》中指责“秦穆背晋亲郑,弃强援、附弱国;……弃晋如涕唾,何有于郑乎?”,并冷嘲热讽“他日利有大于烛之武者,吾知秦穆必翻然从之矣!”

秦穆公真如此不仁不义吗?否!

晋国发动这场讨伐战争师出有名:“以其无礼于晋,且贰于楚也”,但与秦国何干?虽说秦国的战略目标始终是东征扩张,但以秦穆公及群臣之智,岂能看不出“越国以鄙远”这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事无异“阙秦以利晋”?故此秦穆公态度消极,只为舅子兼女婿晋文公撑门面壮声势,纯粹就是来打酱油。若非如此,在秦晋齐心协力东西夹击郑国都城之时,风烛残年的烛之武何以能从秦军围攻方向奇迹般“夜缒而出”并顺利“见秦伯”?

我认为,这是秦穆公巧妙部署的一招妙棋。

此时的秦穆公正需要烛之武这类郑国使者出面议和,借郑国使者之口替自己申述罢战缘由。一旦协议达成,既给了郑国天大面子,更因为国家利益退兵而对晋国有了交代。秦穆公欣慰地发现,烛之武送来了超出自己想要的礼物,所以他喜悦溢于言表,立刻与郑国结盟,同时指派三名秦国大臣带兵协助郑国保卫国土。

这支留守部队堪称秦穆公一箭双雕的神来之笔,既体现出秦国结盟诚意,更起到监视和阻击郑国与晋国的作用。如此高瞻远瞩,运筹帷幄,不战而屈人之兵,秦穆公再次以施行仁德而得到福分。

三、秦孝公:西域雄狮

“战国时期,上无天子,下无方伯,力功争强,胜者为右。”秦穆公去世到秦孝公继位的二百六十年间,“君臣废法而服私,是以国乱,兵弱而主卑”,致使“诸侯卑秦,丑莫大焉”。秦孝公横空出世后,发愤图强,“于是布惠,振孤寡,招战士,明功赏”,颁布“求贤令”。

秦孝公之仁,表现为旗帜鲜明,始终如一为秦国的强大而不遗余力支持商鞅改革,“三百年来,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,此乃国君之罪也。你我君臣相知,终我一世,绝不负君!”他四见商鞅,直到商鞅“以强国之术说君”时,秦孝公才正中下怀,“语数日不厌”;他兼听则明,民主集中,召集群臣辩论,商鞅舌战群儒,甘龙等理屈词穷,秦孝公一锤定音,任命商鞅为左庶长,“卒定变法之令”。

(左起:秦孝公,商鞅)

在商鞅辅佐之下,秦国“内立法度,务耕织,修守战之具;外连横而斗诸侯”。先秦这场最彻底的内部变革,使得秦孝公“数年之间,国富兵强,天下无敌。”商鞅在秦国“居五年,秦人富强,天子致胙于孝公,诸侯毕贺。”

自信满满的强秦君臣们,终于有足够的底气在崤函雍州一隅将战略目光投向中原,并开始“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荒之心。”

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,“孝公十三年,始都咸阳”,将咸阳作为攻击出发阵地。“十九年,天子致伯(赐予霸主称号)。二十年,诸侯毕贺。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,朝天子。”经过秦孝公励精图治,秦国迅速由羸弱小国一跃而为战国七雄之首,这头威风凛凛的西域雄狮开始对中原虎视眈眈。

(秦昭襄王)

四、秦昭襄王:问鼎中原

秦孝公的孙儿秦昭襄王再接再厉,将秦国治理得政治廉明高效,社会风气淳朴恭俭,被荀子高度赞美为“治之至也”的理想国家。

他任命李冰修建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无坝引水工程都江堰,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。他重用魏冉、范雎、白起等人,消灭了名义上的最高宗主国,威震诸侯,“五十二年,周民东亡,其器九鼎入秦。周初亡。”

通过政治军事斗争,秦严重削弱楚、齐、赵三强,使得“天下来宾”,“韩王入朝,魏委国听令”。历史学家翦伯赞高度评价秦昭襄王的文治武功:“秦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”。

然而,这个为秦统一大业奠基的君王,在《史记.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,被司马迁的生花妙笔描写成什么样?在完璧归赵故事中,秦昭王贪婪阴险,“秦贪,负其强,以空言求璧”。他言而无信,在偏殿召见并戏弄蔺相如,“礼节甚倨,得璧,传之美人”。他愚蠢可笑,被蔺相如机智夺回和氏璧。他自取其辱,“秦王度之,终不可强夺,遂许斋五日”,并设九宾礼隆重接见蔺相如,却被“相如廷叱之,辱其群臣”。

秦昭王“负其强,以空言求璧”的战略目的为何,另当别论,但一定有政治目的,绝对不能归结于个人品质。他有足够的理由在章台接见赵使者,因为蔺相如出身低微,出使前仅为“宦者令舍人”。赵国火箭式提拔这样低贱的人作使者,焉知不是对强秦的羞辱?秦昭王在蔺相如准备玉石俱焚时,他“乃辞谢固请,召有司案图,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。”如果秦昭王真以空言求璧,岂能即刻召来有司,在地图上指明准备交换的十五座城?秦昭王“舍相如广成传”,《史记索引》注:“广成是传舍之名。”“传舍者,脱粟之饭,免其饥馁,出入听其自便,下客居之。”

这么个下等宾馆,三教九流杂居,使得蔺相如的随从得以换上粗布衣服怀揣和氏璧溜出宾馆,再穿过戒备森严的国境线归璧于赵。明知宾馆是鱼龙混杂之地,秦昭王却不广布眼线多派便衣严加盯防,是愚蠢自大还是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?显然是后者!

因为“秦王斋五日后,乃设九宾礼于庭,引赵使者蔺相如”,秦昭王一诺千金,蔺相如却先声夺人,劈头盖脸咒骂“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,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”,且直言已完璧归赵,“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”。诚心易璧的秦国君臣始料不及、面面相觑,不由自主发出惊异声音,更说明秦国交易的诚意。秦昭王审时度势,为了不“绝秦赵之欢”,“卒廷见相如,毕礼而归之”。秦昭王过而能改,遵守承诺,斋戒设礼,忍辱负重,处处彰显出仁君风范。

而渑池相会中的秦昭王,更是居心叵测、气焰嚣张,阴险毒辣“令赵王鼓瑟”,羞辱赵国。在蔺相如“五步之内,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”威胁下,又贪生怕死,无奈“不怿,为一击缶”,以致“秦王竟酒,终不能加胜于赵。”

反观之,则是秦昭王忍辱负重,秦群臣同心同德。

蔺相如跪请秦昭王击缶并扬言以死相拼时,两人相距不过五步,蔺相如手中并非刀剑而是瓦罐,秦昭王即便不避不闪被击中头部,也无性命之虞,何来贪生怕死?况从“左右欲刃相如”间可看出,秦国卫士完全可以将蔺相如当刺客格杀。

但卫士们为何不出手?司马迁的理由充满了文学家的浪漫想像:“相如张目叱之,左右皆靡。”一帮武林高手居然被蔺相如一嗓子镇住了!如此夸张描写,堪与《三国演义》中张飞“当阳桥前一声吼,喝断桥梁水倒流”媲美!秦昭王被这声怒吼喊醒,意识到此行目的和身份责任,才隐忍退让击缶。

秦国群臣与君王配合默契,赵王鼓瑟后,秦御史立刻上前记录此事。秦昭王无奈击缶后,秦之群臣齐声高呼:“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。”反观赵国,赵惠文王忍气吞声,被迫鼓瑟,赵国群臣中惟蔺相如挺身而出扳回一局,形只影单一人应战秦国群臣:“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。”有此比照,高下立判:秦昭王能屈能伸,赵惠文王窝囊猥琐,秦得天下,理所当然。

(秦始皇)

五、秦始皇:千古一帝

“及至始皇,奋六世之余烈,振长策而御宇内,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,”贾谊气势如虹,以如椽大笔讴歌秦始皇统一大业后,笔锋陡转,竭力抨击“秦王怀贪鄙之心,行自奋之智,不信功臣,不亲士民,废王道而立私爱,焚文书而酷刑法,先诈力而后仁义,以暴虐为天下始。”

贾谊的《六国论》不是历史,而是发挥文学家丰富想象力的散文。他不遗余力将秦始皇塑造成暴君形象,攻其一点不计其余。作为文学家和政治家,他有权根据创作目的对历史进行取舍剪裁。但史书上秦始皇的几次出面,却使得贾谊苦心塑造的暴君形象不攻自破。

《唐雎不辱使命》中,秦嬴政被描写得骄横狂暴、盛气凌人,直到唐雎声称“若士必怒,伏尸二人,流血五步,天下缟素”并“挺剑而起”时,才狂傲之气顿消,前倨后恭。此文出自《战国策·魏策》,今人多疑为伪作,真伪姑且不论,但平心而论,秦嬴政对唐雎“色挠,长跪而谢之”的言行,绝非生命受到威胁的违心表演,而是对唐雎发自肺腑的敬佩尊重,正好表现出秦嬴政的宽容仁德。

《荆轲刺秦王》中,荆轲以燕国使者身份入秦,“秦王闻之,大喜。乃朝服,设九宾,见燕使者咸阳宫”。秦嬴政穿上庄重的朝服,设九宾大礼,在咸阳宫隆重接见荆轲,如此礼遇,固然因为荆轲手中有“樊於期头,及献燕之督亢之地图”,但也从侧面描写出秦嬴政的谦恭有礼和博大胸襟。图穷而匕首见之际,电光火石之间,秦嬴政处变不惊,与紧握剧毒匕首的荆轲“以手共搏之”,拔剑后“以击荆轲,断其左股。荆轲废,乃引其匕首提秦王,不中,中柱。秦王复击轲,被八创。”

以上记录出自《战国策.燕策三》,司马迁写《史记.刺客列传》时大致实录,但荆轲被卫士们乱刀砍死后,对秦嬴政的细节描写却大相径庭。

《战国策.燕策三》:“左右既前,斩荆轲。秦王目眩良久”,意在突出荆轲的余勇使得秦嬴政心有余悸、头晕眼花,秦嬴政的形象胆小如鼠、外强中干;而在《史记.刺客列传》中,“于是左右既前杀轲,秦王不怡者良久”,“怡”本义为和悦,“不怡”即为不乐。荆轲死后,秦嬴政因劫后余生而闷闷不乐,如此理解当属望文生义,一窍不通。

联系前后文可知,在荆轲正破口大骂时,“执兵皆陈殿下”的卫士们蜂拥上殿,杀死荆轲。秦嬴政在生死搏击中,只杀伤而不将其一剑穿心,目的就是生擒审讯。而荆轲却被卫士们乱刀杀死,所以秦嬴政的“不怡者良久”绝非针对荆轲,而是不满眼疾手快的卫士们。司马迁刻画的秦嬴政冷静睿智、处变不惊、真实可信,真正具备了其他诸侯国君难以企及的王者风范。

贾谊攻击秦始皇即为伊始就施行暴政,“执敲扑而鞭笞天下”,死后仍“余威震于殊俗”。司马迁借陈胜之口说出“天下苦秦久矣”,目的就是为证明秦国暴政由来已久,“失期,法皆斩”更是大泽乡起义的导火索。

然细读《史记.陈涉世家》,疑窦有二。

其一,将尉仁而非暴。

“陈胜、吴广皆次当行,为屯长”,作为戍卒中的小头目,他们密谋起义时“乃行卜”,将尉不知。鱼腹丹书,将尉不查;吴广半夜装神弄鬼学狐狸大叫“大楚兴,陈胜王”,将尉不疑;将尉不动手,起义无借口。于是吴广使出激将法,在将尉喝醉后,“广故数言欲亡,忿恚尉,令辱之,以激怒其众。”将尉在吴广数次撩拨之下失去理智,“尉果笞广”。

此处描写非常细致且耐人寻味:“尉剑挺,广起,夺而杀尉。”将尉在抽打吴广时,腰悬之剑柄恰好“挺”到吴广手边,绝非将尉打累了扔了荆条拔剑想杀吴广,对剑挺与挺剑的理解,关系到对将尉的评价。将尉作为秦王朝的最下层军官,非但不是秦暴政的化身,反倒是秦官吏文明执法的代表。

其二,秦法仁而非暴。

陈胜鼓动起义的理由是:“公等遇雨,皆已失期,失期当斩”。《云梦秦简·徭律》:”御中发征,乏弗行,赀二甲;失期三日到五日,谇;六日到旬,赀一盾;过旬,赀一甲;……及诣水雨,除兴。”误期五日内,处罚仅是当面训诫,批评教育。十日之内,处于等同于购买盾牌的罚款。十天以上,处于购买铠甲的罚款。如遇大雨,可免除征发。

身为屯长的陈胜故意曲解法律后,又画蛇添足道:“藉弟令毋斩,而戍死者固十六七。”戍边服徭役者即便真如陈胜虚构那样,也好歹十有四三有活路,但扯旗造反在历朝历代都是灭族的不归路。

所以大泽乡九百戍卒起义的原因,并非官吏残忍,法律残酷,而是陈胜为实现其“壮士不死即已,死即举大名耳,王侯将相宁有种乎!”的鸿鹄之志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,这从他称王后翻脸无情斩杀“其故人尝与佣耕者”导致“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,由是无亲陈王者”足以看出,但与本文无关,不论。

春秋末期的“秦僻在雍州,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。夷翟遇之”,被司马迁称为“鲁君子”的《左传》作者左丘明身为“大启尔宇,为周室辅”的鲁国人,自然对秦嗤之以鼻,故在《左传》中描写秦穆公时语带嘲讽。

《战国策》作为国别体史书,记载的是战国时期各国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,除《战国策.秦策》外,其余国策均充斥着对强秦的丑化和讥讽。刘向只是本书的命名者与编订者,基本忠实保留原文;西汉开国皇帝刘邦“及壮,试为吏,为泗水亭长”,作为秦朝最基层干部,他犯上作乱,最终“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”。

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,而胜利者永远是正义的化身,所以大汉有道,秦朝必须无道,大汉仁德,秦朝必须暴虐。司马迁“所以隐忍苟活,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”,为的就是使《史记》“传之其人,通邑大都”。

而要通过统治者审查,惟有将秦朝描绘得暴戾恣睢,方显出汉朝的顺天承运。而要将秦写得残暴无道,将历代秦王妖魔化,无疑是史学家们的终南捷径。

【作者简介】许云辉,男,1984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,现为云南省保山一中教育集团高级讲师。曾出版专著两部,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文章六十余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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